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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國的誕生，人民民主政權在全國范圍的建立和鞏固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紀世界最偉大的事件之一。
　　這一天下午，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按動電鈕，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人民解放軍三軍受閱部隊邁著威武雄壯的步伐通過天安門前。群眾游行的隊伍高舉紅旗，縱情歡呼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的誕生。
　　開國大典之前，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一致決議接受《共同綱領》為施政綱領，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等。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務院機構負責人包括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海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等許多方面的優秀代表人物、知名人士和專家，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團結建國的精神和政權特色。
　　新中國成立后，領導和組織這場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成為在全國范圍執政的黨，擔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政權的重任，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軍隊，在建立新國家的工作中表現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令人耳目一新。人民政府有效地開展工作，將全國人民迅速地組織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全國各族人民革命熱情高漲，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以翻身作主人的嶄新面貌，在戰爭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踴躍參加革命工作。許多身處海外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如李四光、華羅庚、老舍等輾轉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中華大地上呈現出萬象更新的局面。
　　新中國一經成立，就迎來第一次建交高潮，先后與蘇聯及歐亞十多個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1950年2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有關協定。同時，在堅持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則下，積極改善、發展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尤其是鄰近的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使中國對外關系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51年，新中國同印度等四個亞洲民族獨立國家及瑞典等四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建立了外交關系。
　　建國伊始，黨面臨著很多困難和嚴峻考驗。軍事上，國民黨還有上百萬軍隊在負隅頑抗。經濟上，所繼承的是一個十分落后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國際上，美國拒絕承認并竭力阻撓其他國家承認新中國，阻撓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的政策。此外，黨也面臨著因革命勝利而可能滋長的驕傲自滿、享樂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蝕。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據七屆二中全會制定的各項基本方針，采取一系列措施，為鞏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斗爭。

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一年的作戰，截至1950年10月，殲滅國民黨正規軍128萬余人，實現了除西藏、臺灣和少數島嶼以外的全部中國領土的解放。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在新解放區，人民解放軍進行大規模的剿匪作戰，殲滅土匪和武裝特務260余萬人，使舊中國歷史上遺留下來而為廣大人民深惡痛絕的匪患得到根絕。
　　隨著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各新解放地區迅即建立臨時的過渡性政權——軍事管制委員會，鎮壓反革命的破壞活動，接管國民黨的一切公共機關，維護社會秩序，幫助各地召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地方人民政府。到1951年9月底，全國的大行政區、省、直轄市、省轄市和縣，以及直到基層的政權機構基本建立起來。各級行政機關的有效運轉，使建國初期紛繁復雜的政府工作迅速打開局面。
　　新中國的國營經濟，隨著接管城市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逐步建立起來。到1950年初，合計接管官僚資本的工礦企業2800余家，金融企業2400余家，構成了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國營經濟的主要部分。同時，人民政府還廢除帝國主義利用不平等條約獲取的在中國的經濟特權，收回長期被帝國主義盤踞的中國海關，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和對外匯的管理，維護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經濟等方面的利益。
　　七屆二中全會確定進入城市后黨的工作要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為中心。在新解放區工礦企業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壞，恢復生產面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黨要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動員一切社會力量為恢復生產而奮斗。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陳云為主任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功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進城之初，非法買賣銀元、外幣的投機活動十分猖獗，上海、武漢、廣州等新解放城市首先進行了取締銀元投機的斗爭。隨后，針對不法投機商大量囤積生活必需品，哄抬物價，擾亂市場的情況，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國范圍內組織糧食、棉紗、棉布、煤炭的集中調運，保證了市場供應，同時收緊銀根，使投機商因資金周轉失靈而紛紛破產。
　　黨和人民政府進行了統一國家財政經濟的大量工作，力求做到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的基本平衡。1950年3月，政務院決定統一全國財政收入、物資調度、現金管理。還決定緊縮編制、清理倉庫、加強稅收、發行公債、節約開支等。這些措施收到明顯效果，使財政收支接近平衡，物價日趨穩定。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工作，是新中國成立后在財政經濟戰線上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勝利。它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是強有力的，在經濟上也是完全有辦法的。
　　國家財經狀況的初步好轉，還不是根本好轉。1950年6月召開了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指出，我國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創造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針對有些地區在對待階級關系上出現某些“左”的傾向，毛澤東強調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土地改革，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在這個復雜的斗爭中，必須處理好同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不要四面出擊，樹敵太多，造成全國緊張。全會明確反對企圖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想。七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重要會議，為全面實施《共同綱領》規定了明確的戰略策略方針和行動綱領。

正當中國人民全面落實七屆三中全會的部署，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全面好轉而斗爭的時候，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隨即打著聯合國旗號武裝干涉朝鮮并派遣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侵朝美軍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越過三八線，直逼中朝邊境的鴨綠江和圖門江，出動飛機轟炸中國東北邊境的城市和鄉村，新中國面臨著外部侵略的嚴重威脅。
　　在這個危急關頭，應朝鮮黨和政府的請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0月19日，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奉命開赴朝鮮戰場，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毅然承擔起保衛和平的歷史重任。到1951年6月，志愿軍與朝鮮人民軍緊密配合，歷時八個月，連續進行五次大的戰役，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敵人被迫同意與我進行停戰談判。與此同時，黨和政府在國內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忱。在整個戰爭期間，全國人民支援朝鮮前線的捐款可折合戰斗機3710架，各種作戰物資達560萬噸，為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此后持續兩年的打打談談中，美國將其全部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和海軍的近半數投入朝鮮戰場，中朝人民軍隊針鋒相對，以打促談。敵我雙方投入戰場的最高兵力達300多萬，兵力密度、敵方空中轟炸密度和許多戰役戰斗的炮火密度都是空前的。在異常殘酷的戰爭中，志愿軍指戰員發揚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以及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國際主義精神，創造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三年來，志愿軍中涌現出楊根思、黃繼光、邱少云等30多萬英雄功臣。
美國在戰場上沒有得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也沒有得到。它遭到的空前的嚴重失敗，使它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粉碎了帝國主義擴大侵略的野心，維護了亞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國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蘇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感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在世界上的分量。帝國主義從此不敢輕易欺侮和侵犯中國，為我國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
　　朝鮮戰爭爆發后，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時氣焰囂張，大肆散布謠言，進行種種破壞和搗亂活動，甚至襲擊政府機關，殘害干部和群眾。針對這種情況，黨中央作出決定，從1950年10月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歷時三年的鎮反運動，基本上掃除了國民黨反動派遺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余勢力，曾經猖獗一時的特務、地下軍、反動會道門等黑社會組織及舊中國歷代政府都未能肅清的湘西、廣西匪患基本上被肅清。我國社會秩序獲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戰爭和各項改革建設工作。
    二、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全面展開，國民經濟的恢復
　　在抗美援朝戰爭進行的同時，黨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從1950年冬到1953年春，領導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其他各項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勝利完成恢復國民經濟的艱巨任務。這一切為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準備了條件。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頒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新解放區農村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從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全國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約有350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地區，黨決定分別不同情況，用更長的時間，采取適合各少數民族特點和有利于民族團結的政策和措施來完成民主改革任務。在西藏地區，中央決定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并耐心等待各種條件的成熟。后因1959年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發動武裝叛亂，中央在平叛的同時，應廣大農奴和進步上層人士的要求，開始在西藏地區進行民主改革，至1960年10月基本完成。這標志著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民主改革基本結束。
土地改革在全國范圍的基本完成，摧毀了中國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使深受剝削壓迫的中國農民獲得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擺脫千百年來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縛，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村經濟迅速走向恢復和發展。黨依靠土地改革中形成的有覺悟有組織的階級隊伍，完成了對舊的鄉村基層政權的改造，為中國社會逐漸走向進步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封建斗爭的一個偉大勝利。
　　新民主主義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國營工礦交通企業的民主改革。在改革中，清除隱藏在企業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殘余勢力，廢除舊社會遺留的官僚管理機構和各種壓迫工人的制度，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吸收工人參加工廠管理，調動了廣大工人群眾當家作主、搞好生產的積極性，為恢復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事業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婚姻法規定:“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這是我國反封建斗爭深入的表現。與此同時，黨和政府還采取堅決措施，徹底取締舊社會遺留的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聚眾賭博等各種丑惡現象，使社會風氣大為好轉。
　　在新民主主義改革不斷深入的同時，圍繞恢復和發展生產這一中心工作，黨和政府領導開展了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義建設。
　　七屆三中全會閉幕以后，經濟方面的一個重大舉措是合理調整城市工商業。中央確定:在“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下，抓好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和產銷關系，重點是調整人民政府和國營經濟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關系。調整的措施包括擴大對私營工商業的加工訂貨和代購代銷，調整稅收負擔，加強貨幣投放，幫助合法的私營工商業渡過困難，得到發展。
　　城市工商業的迅速恢復，與大量收購農副產品、擴大城鄉物資交流是分不開的。城鄉交流的活躍，打破了地區間、城鄉間、行業間的封閉狀態，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互為市場，初步形成促進商品流通的市場格局。
　　在對外貿易方面，針對美國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操縱英、法、日等36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的政策，中國政府決定采取擴大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貿易的對策，西方國家所禁運的各種戰略物資，轉為大部分從蘇聯等國家進口。同時積極爭取同一些西歐、北歐國家間的貿易往來，并充分利用港澳地區的轉口貿易，作為反禁運斗爭的一條重要戰線。在西方禁運最猖獗的1951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達19.55億美元，逐漸將舊中國長期入超轉變為進出口大體平衡。

在進行各種改革和發展經濟的同時，黨和國家還把民主建政和民族團結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到1951年10月，全國大多數省、市、縣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其中17個省、69個市、186個縣的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正式產生各級人民政府的負責工作人員。在發揚民主的基礎上，統一戰線工作也得到加強。1951年3月8日，中央發出指示，要求根據統一戰線政策和《共同綱領》原則，各級人民政府委員會必須配備適當數量的黨外人士，并做到有職有權。在少數民族地區，黨的中心工作是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培養少數民族自己的干部。到1953年3月，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縣級和縣級以上的民族自治地區47個，除最早建立的內蒙古自治區外，著手籌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等省級自治區。經過三年努力，民族區域自治已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對祖國統一、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地區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為實現《共同綱領》提出的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目標，黨確定了思想宣傳工作的方針任務，有步驟地開展對舊有學校教育制度和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爭取和鼓勵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參加新中國建設。隨著《毛澤東選集》第一、第二、第三卷的陸續出版發行，在青年、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中形成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毛澤東思想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傳播，對中國人民的思想變化和共和國各項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由于黨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執掌政權，擔負著多方面全新的任務，黨的隊伍也面臨新的考驗。中央于1950年5月1日發出指示，要求在全黨范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克服上級機關的官僚主義和中下級機關的命令主義，糾正干部、黨員中的居功自傲情緒和“革命到頭”思想，密切了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1953年中央決定進行整黨，重點解決黨內思想不純和組織不純等方面的問題。經過整黨，共有32.8萬人離開黨的組織，其中有23.8萬混入黨內的各種壞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被清除出黨，有9萬多不夠黨員條件的人自愿或被勸告退黨。在整黨期間，還積極慎重地發展新黨員，到1953年6月底，全國共吸收新黨員107萬。
　　與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建設相配合，根據增產節約運動中暴露出來的貪污腐化問題，1951年12月中央決定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一場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運動采取放手發動群眾，大張旗鼓、雷厲風行、抓住典型、嚴肅處理等方式，形成了有力的社會輿論和群眾威力。先后任過中共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張子善雖然對革命有功，但因墮落為大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決，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判處死刑。歷時半年的“三反”運動，清除了黨和國家干部隊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舊社會遺留的惡習和資產階級的腐蝕。隨著“三反”運動的深入，揭露出許多資本家的行賄偷稅等嚴重違法行為。于是，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了一場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五反”運動的開展，有力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嚴重“五毒”行為，推動了在私營企業中建立工人監督和實行民主改革，使黨在同資產階級的限制和反限制斗爭中取得又一個勝利。
　　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奮斗，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獲得全面恢復，并有了初步發展。1952年，工農業產值和主要產品的產量均已超過建國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職工工資提高70%，農民收入增長30%。在經濟恢復的同時，國民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都得到發展。由于國家的支持和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國營經濟發展更為迅速。

新中國成立三年以來，黨在紛繁復雜的斗爭中，堅持貫徹實施《共同綱領》提出的各項任務，在繼續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同時，使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促進了社會主義因素的成長，為整個國家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開始
　　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自創立時起就確定的奮斗目標。但是，基于舊中國是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黨確定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黨在很長的時間里一直以新民主主義作為自己的第一步綱領，用以規定當前革命的性質和通過這個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國的性質。在新中國建立之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沒有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寫進去。當時黨中央認為:先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再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國有化和個體農業的集體化。這至少要十年到十五年，然后視情況而定。
　　隨著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建立在沒收官僚資本基礎上的國營企業和新建國營企業的力量日益發展壯大，實際上成為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力量；工人階級在整個國家中的領導地位和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的控制能力，得到很大加強；調整工商業采取的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措施，不僅起到利用和限制的作用，實際上也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初步驟；土地改革后黨注意發揚農民個體經濟和互助合作這兩種生產積極性，幫助農民組織起來，倡導互助合作運動，實際上成為引導個體農業向社會主義的集體化逐步過渡的開端。新民主主義的前途必然是向社會主義發展，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中本來就有社會主義因素，而且是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是不斷壯大其力量和擴展其范圍的因素。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已經顯示出對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對我國有重大的榜樣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黨認為解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在農村和城市開始逐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已經成為必要并有現實可能，于是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
　　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講到: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長時間以后才開始過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討論和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一條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造同時并舉的路線。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確定下來。
　　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后，黨中央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工作，在黨內迅速統一了認識，在全國人民中得到廣泛的擁護，成為團結和動員全國人民共同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奮斗的新的綱領。

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時候，發生了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重大事件。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揭發批判了他們的反黨分裂活動。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們所擔任的一切職務。通過這次斗爭，維護了黨的團結，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順利貫徹提供了重要保證。
　　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富強的客觀要求和必要條件。中央提出，從1953年起，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并指出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于首要的地位。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初步基礎；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相應地培養建設人才；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繼續進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保證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穩步增長，同時正確地發揮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作用；保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雖然我國的工業已經恢復并且超過歷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業化的起點仍然很低。1952年現代工業在我國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毛澤東有一段給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我國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特別是經過抗美援朝戰爭和受復雜國際局勢的影響，改變我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極端落后狀況的客觀要求顯得更為緊迫。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參照蘇聯的經驗，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
　　“一五”計劃規定，五年內國家用于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投資總額達766.4億元，折合黃金7億多兩。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58.2%用于工業，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業建設。計劃的制訂和實施，得到蘇聯政府的很大幫助。中蘇雙方談判確定蘇聯幫助中國興建156個項目，這是“一五”計劃工業建設的中心。但是，黨仍然堅持和強調自力更生為主，凡能自己解決的盡量自己解決。在“一五”計劃期間，國家財政中來自國外的貸款，只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2.7%。這些貸款，從1955年開始，就以我國對外貿易的順差分年償還。1956年，中央進一步明確提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方針。這些對于后來在國際關系劇烈變化中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具有深遠的意義。
　　國家工業化建設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工人階級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知識水平的基礎上，將熱火朝天的勞動競賽運動逐步發展成為以改進技術和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中心的全國范圍的技術革新運動，涌現了孟泰、馬恒昌、王崇倫等一大批勞動英雄。農民用努力增加生產，積極交售糧棉的實際行動支援工業建設，并出現了李順達這樣的勞動模范。工程科學技術人員在工業化中大顯身手。大批高等學校和各類專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服從國家分配，不懼艱苦，奔赴祖國各地工業建設的最前線。為從組織上保證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1953年，中央從全國一次調集一萬多名優秀干部到工業戰線，培養他們成為工業建設的領導骨干。黨中央號召:新老干部都要鉆工業建設的業務。我們已經進入了鉆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現代化的國防和原子能的歷史新時期。

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各項指標大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基本建設各條戰線喜報頻傳。1953年12月，鞍山鋼鐵公司無縫鋼管廠等三大工程舉行開工生產典禮。包頭鋼鐵公司和武漢鋼鐵公司也先后正式開始施工。到1956年，中國第一家生產載重汽車的工廠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建成投產，中國第一家飛機制造廠試制成功第一架噴氣式飛機，中國第一家制造機床的工廠沈陽第一機床廠建成投產，大批量生產電子管的北京電子管廠正式投產。飛架南北的武漢長江大橋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繼建成通車。大大小小的建設項目不勝枚舉。一大批舊中國沒有的現代工業骨干企業，開始一個個建立起來；一大批能源基地和工業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國工業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一大批工礦企業在內地興建，使舊中國工業過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一五”期間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國家工業起飛時期的增長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黨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的艱苦奮斗中，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步伐在扎扎實實地向前邁進。
    四、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初步建立
　　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進。
　　1953年，黨先后作出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和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兩個決議要求按照積極發展、穩步前進的方針和自愿互利的原則，采取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廣的方法，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在這兩個決議的指導下，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都增產增收，并且一般都是互助組優于單干，合作社又優于互助組。因此互助合作運動得到廣大貧苦農民的歡迎，參加合作社已開始成為一種群眾性的行動。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急劇擴大了商品糧食的需求量，出現了糧食供應不足、農民待價惜售和私人糧商糧販操縱糧食市場的局面。在中國實行工業化，必須依靠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支持。1953年10月，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的決議。糧食統購統銷的實行，初步緩解糧食供應的緊張，保持了市場物價的穩定，在不高的水準上滿足了工業化對糧食的需要。互助合作、糧食征購，成為對小農經濟進行改造的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兩大戰略措施。
　　 糧食供求關系緊張的矛盾，通過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得到緩解，卻不能根本改變農業生產落后于工業發展的狀況。中央認為，現實的辦法主要是合作化并在此基礎上適當進行技術改革。1954年初，在開展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教育的基礎上，農村很快掀起大辦農業社的熱潮，1955年春達到67萬個。農業社大發展中一些地方出現的工作粗糙，引起農民的不滿。中央決定對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一次整頓。整頓的方針是:區別不同地區的情況，或者暫時停止發展，或者適當收縮，或者在鞏固中繼續發展，即“停、縮、發”。經過初步整頓，當年夏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業社增產，說明這一年半時間農業社的發展和隨后的整頓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初步奠定了農業合作化的基礎。

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直接推動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1953年6月，中央兩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確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業的方針。隨后又決定對私營商業不采取單純“排擠”的辦法，也采取國家資本主義的方針。9月，毛澤東在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時說:“有了三年多的經驗，已經可以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私營工業從低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統購包銷、加工訂貨)到高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公私合營)發展的過程，事實上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產關系和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這樣，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概括為“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的過程，也就是改造資本主義的過程。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確定大大地促進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在1953年底以前，著重發展以加工訂貨為主的初級和中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1954年1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提出關于有步驟地將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此后，開始轉入重點發展公私合營這種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加工訂貨，主要是國家同資本家在企業外部的合作。公私合營，是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在企業內部的合作，公方占有相當股權，公私雙方共同經營企業，公方代表居于領導地位。這兩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利潤都實行“四馬分肥”，即分為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工人福利費、資方紅利四個部分，資方紅利大體占四分之一，企業利潤大部分歸國家和工人，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這就使這些企業具有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性質。
　　當時私營企業大多設備陳舊，經營落后。加上原料、市場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營企業經營漸感困難，主動要求國家支持，實行公私合營。這樣，1954年到1955年擴展公私合營的工作取得很大進展。企業合營后，由于國家派遣干部加強領導，投資進行新建、擴建，整頓經營管理，工人勞動積極性提高，使生產迅速發展，利潤增加。這些情況，使更多的資本家要求公私合營，形成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形勢。1954年12月，中央提出統籌兼顧、歸口安排、按行業改造的方針。各行業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后，先對中小企業進行改組、合并，然后實行公私合營，把個別合營和按行業的改組、改造結合起來。1955年11月，中央提出了大大加速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計劃。在各行業私營工商業者的要求下，政府采取一次批準、全面合營的辦法，即先承認全行業公私合營，然后進行清產核資，確定利息，并實行企業改組、人事調整、生產安排等。這種公私合營企業與國營企業在實質上已沒有多大差別。
　　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里，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已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居絕對優勢地位。伴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指導地位的確立，促使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道德規范在人民中間逐漸樹立起來。有了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又有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各方面建設的成果，這就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當然，我國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只是進入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中，黨創造了一系列適合中國特點的過渡形式。在農業方面，創造了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主要形式的多種互助合作形式，使農民的個體私有制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對個體手工業，也采取類似的辦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了加工定貨、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使資本家私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成功地實現了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這些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黨和政府適時進行政策調整，注意對生產和流通的許多環節統籌安排，糾正了改造高潮之中出現的紊亂現象，從而避免了通常情況下生產關系急劇變革往往引起的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而且總體上保證了工農業生產的增長，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盡管在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后期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等缺點，以致在長時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但就五十年代中國經濟、中國社會發展的全局以及中國所面臨的復雜國際局勢而論，當時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確的。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我國今后的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并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實現的第二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