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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鄧小平視察南方和黨的十四大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黨和國家的發展處于又一個緊要關頭。
　　隨著蘇聯的解體，東歐國家的劇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低潮，長期以來的東西方兩極冷戰結束了。世界的這種大變動、大改組，對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一方面，世界出現多極化趨勢，西方國家加緊了對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爭奪和滲透，一些發展中國家抓住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時機呈現強勁發展勢頭，中國盡管挫敗了西方國家的“制裁”，但面臨的嚴峻挑戰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這種復雜的形勢使相當一部分干部和群眾的思想發生困惑。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對改革開放提出了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對黨的基本路線產生了動搖。這樣，能不能在國內外的各種壓力和困難面前，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推向前進，就成為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黨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在此關鍵時刻，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后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途中，他多次發表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當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經濟發展才能快一點。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兩只手都要硬。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反對腐敗，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
　　這些談話科學地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黨中央政治局認為，這篇談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和發展，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黨中央迅速將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傳達到全黨，國務院也相繼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決定。全黨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為指導，進一步統一思想，為開好黨的十四大作了充分準備。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國5100多萬黨員。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通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這次大會作出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
　　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江澤民在報告中回顧改革開放十四年來的實踐，從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和依靠力量、實現祖國統一九個方面，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指出這個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在總結我國的歷史經驗，并借鑒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可珍貴的精神財富。大會通過的黨章修正案，寫入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會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要抓緊制定總體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
　　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大會一致認為，現在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既有挑戰，更有機遇，是加快發展、深化改革，促進社會全面進步的好時機，要緊緊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同時提出，九十年代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應該從原定平均每年增長6%，調整為8—9%；到二十世紀末，我國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綜合國力將邁上一個新臺階，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原定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人民生活由溫飽進入小康。
　　大會決定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顧問委員會協助黨中央，為維護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歷史性功績，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黨的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镕基、劉華清、胡錦濤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93年3月舉行的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喬石為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李鵬為國務院總理。
　　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宏觀調控的成功實施
　　十四大以后，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進程中，既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又成功地進行宏觀調控，在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為落實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決策，國務院調整經濟發展計劃，作出了加快發展的各項部署。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使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基本原則具體化。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為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個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規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九十年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
　　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從1994年起，國有企業改革從以往的放權讓利、政策調整進入到轉換機制、制度創新階段。國務院和各地先后選擇2700多戶國有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了有益探索，出現了邯鄲鋼鐵總廠等一批在市場競爭中經濟效益連年提高的先進典型。
　　同時，黨中央和國務院還大步推進財政、稅收、金融、外貿、外匯、計劃、投資、價格、流通、住房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體制改革。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鋼材等重要生產資料的價格相繼放開；中央銀行的職能加強，商業銀行的企業化改革逐步推進；外貿體制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國家宏觀調控體系逐步健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加快經濟發展的條件更加具備。廣大干部群眾熱情高漲，中國大地呈現改革開放全面推進、經濟建設迅猛發展的蓬勃景象。
　　在加快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門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理解不夠全面，認識上發偏差，同時由于舊的調控機制逐漸失效，新的宏觀調控機制尚未完善，致使一些新的問題出現，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這主要是房地產熱、開發區熱以及亂集資、亂拆借、亂設金融機構等，投資規模過度擴大，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呈現加速之勢。黨中央及時發現這些問題，果斷作出加強宏觀調控的決策。

從1992年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就一再提醒全黨，要防止發生經濟過熱現象，把經濟發展的好勢頭保持下去。1993年3月，黨中央著手解決亂集資、亂拆借和經濟過熱問題。6月，中央決定加強宏觀調控力度，突出抓金融工作，并頒布了一系列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措施。這主要包括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整頓金融秩序和流通環節，控制投資規模，加強價格監督等。這次宏觀調控，除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組織措施外，主要著眼于從加快新舊體制轉換中找出路，運用經濟辦法把改進和加強宏觀調控、解決經濟中的突出問題，變成加快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動力。
　　在進行宏觀調控過程中，黨中央牢牢把握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指導方針。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九個五年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并提出要實現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兩個根本轉變。江澤民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若干重大關系問題作了闡述，其中最主要的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強調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協調統一起來。做到在政治和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在改革和發展的推進中實現政治和社會的長期穩定。
　　經過三年的努力，宏觀調控取得顯著成效。過度投資得到控制，金融秩序迅速好轉，物價漲幅明顯回落，通貨膨脹得到抑制。與此同時，依然保持了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實現了從發展過快到“高增長、低通脹”的“軟著陸”，避免了大起大落。這在建國以來是沒有過的。
　　與此同時，黨中央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加強宣傳思想工作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1996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專門就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決議，對新形勢下的精神文明建設做了具體部署和規劃，強調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這個決議的貫徹，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為繼續深化改革，加快發展，創造了良好氛圍。
    三、“一國兩制”構想和香港、澳門回歸祖國
　　進入歷史新時期后，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成為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鄧小平從維護祖國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尊重歷史和現實，以偉大政治家、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創造性構想。
　　這個構想，首先是針對臺灣問題提出來的，是黨中央經過長期醞釀，認識逐步深化的結果。早在1955年，黨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設想，接著又提出準備同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合作，并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為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有利條件。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表達了大陸人民對臺灣同胞的思念之情，宣布了尊重臺灣現狀，爭取用和平方式統一祖國的方針，并建議兩岸實行通航、通郵、通商，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進行交流。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就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問題提出九條方針政策。其中包括: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國家實現統一后，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并可保留軍隊等等。此后不久，鄧小平把上述方針明確概括為“一國兩制”，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指明了正確道路。

“一國兩制”構想首先被成功地運用于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香港和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后被英國和葡萄牙殖民主義者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強占。中國人民一直強烈地期盼能收回這兩塊領土。但在長期積弱積貧的舊中國，這種愿望無法實現。到八十年代，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的時機漸趨成熟。
　　按照“一國兩制”構想，中國政府通過外交談判終于成功地解決了香港回歸問題。1984年12月，中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聯合聲明，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設立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隨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則，起草并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原則，中國政府排除各種阻力，有條不紊地進行香港回歸的準備工作。
　　同樣本著“一國兩制”原則，1987年4月，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簽署了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于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全國人大隨后起草并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香港和澳門問題的解決，不僅使祖國統一大業邁出重要一步，而且也為國際社會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新的范例。
　　1997年7月1日，中國人民終于迎來期盼已久的時刻。在如期舉行的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上，江澤民莊嚴宣告:“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鮮艷的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雄壯的國歌聲中升起，五洲四海，萬眾矚目，神州大地，一片歡騰。歷經百年滄桑的香港終于回到祖國懷抱，中國人民終于洗雪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國恥。
　　1999年12月20日，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在澳門也如期舉行了政權交接儀式。澳門的回歸，標志著在中國國土上徹底結束了外國列強的占領。這是舊中國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對于中華民族的歷史性貢獻。
在香港、澳門回歸過程中，大陸與臺灣的關系也逐漸朝著“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呼吁臺灣當局盡早結束與大陸的分裂狀態，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同時還多次表明:不能允許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堅決反對“臺灣獨立”；用什么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外國干涉。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重要講話，就現階段進一步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八項主張。這一講話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解決臺灣問題的一貫性和連續性，體現了發展兩岸關系、促進祖國統一的決心和誠意，是解決臺灣問題的綱領性文件。
　　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指引下，經過海峽兩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共同努力，祖國大陸與臺灣結束了長期隔絕局面，兩岸人員往來以及經濟、文化、體育等各領域的交流蓬勃發展。兩岸經濟相互促進、互利互補的局面初步形成。少數“臺獨”勢力的分裂企圖不斷受到有力打擊。2000年3月以來，臺灣政局發生了變化。黨中央繼續重申: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海峽兩岸的對話和談判，什么問題都可以談。我們寄希望于臺灣當局，更寄希望于臺灣人民。中國共產黨將同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一道，堅決阻止任何制造分裂的圖謀，為盡早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不懈奮斗。

四、黨的十五大和跨世紀發展戰略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不但努力促進改革和發展，而且考慮著怎樣迎接新世紀的到來。在世紀之交召開的黨的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跨世紀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新的世紀。
　　經過八十年代以來的努力奮斗，特別是經過九十年代以來的加速發展，到1995年，我國經濟提前實現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在此基礎上，黨中央進一步提出:到20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下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正當全國人民為實現跨世紀的目標而奮力前進的時候，1997年2月19日，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逝世，全國各族人民陷于極大的悲痛中。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沿著鄧小平開辟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對此，江澤民代表黨中央明確宣告:更高地舉起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這是我們黨中央領導集體堅定不移的決心和信念，也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識和愿望。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會代表2048人，代表全國5800多萬黨員。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通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大會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個科學稱謂，把這一理論作為指引黨繼續前進的旗幟。江澤民指出:旗幟問題至關緊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鄧小平同志逝世后，全黨在這個問題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江澤民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鄧小平理論。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因而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大會在進一步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后，明確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有機統一，不可分割，構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這個綱領，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是黨的基本路線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開，是這些年來最主要經驗的總結。

大會規定了我國跨世紀發展的戰略部署，指出從現在起到下世紀的前十年，是我國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必須解決好的兩大課題。為此，一定要牢牢抓住歷史機遇，開拓前進，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優化經濟結構、發展科學技術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實現這些任務和目標，關鍵在于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的思想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從嚴治黨，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進一步把黨建設好。
　　 大會還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實現形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問題提出了新的論斷，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這些論斷，是黨在社會主義理論問題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認識深化。
　　黨的十五屆一中全會選舉江澤民、李鵬、朱镕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98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李鵬為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朱镕基為國務院總理。
　　黨的十五大在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繼承鄧小平遺志，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明確回答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繼續向前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我國的跨世紀發展提供了根本保證。以這次大會為標志，黨進入了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推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跨世紀發展的關鍵時期。
　　在邁向新世紀的征途上，全黨按照十五大確定的發展部署，堅定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面對來自經濟、政治和自然界等方面的嚴峻挑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
　　1997年下半年，東南亞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很快波及整個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蕩，世界經濟受到嚴重沖擊。由于國際市場萎縮等因素，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呈下降趨勢，經濟建設遇到嚴重困難。面對這一沖擊，黨中央當即提出“堅定信心，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沉著應付，埋頭苦干，趨利避害”的指導方針，果斷采取擴大國內需求的措施，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決定由中央財政向商業銀行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增加投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并采取出口退稅、打擊走私等措施，千方百計增加出口，從多方面拉動經濟增長。這些對策很快見效，1997年后，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相應改善，外貿出口從1999年下半年開始大幅度回升，國家外匯儲備增加。在周邊許多國家因這場危機而出現經濟衰退、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實現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為緩解這場影響全球的風暴承擔了風險，付出了代價，作出了積極貢獻。全世界都看到，中國的確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穩定因素。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進一步提高。

五、按照“三個代表”要求，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內國際發生嚴重政治風波后，黨之所以能夠在異常復雜的環境中經受住嚴峻考驗，在邁向新世紀的道路上勝利前進，關鍵在于不斷加強了自身建設，為實現跨世紀的宏偉目標提供了根本保證。
　　面對當代世界的新變化，面對新形勢和新任務的考驗，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繼續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的同時，更加重視黨的自身建設，注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堅持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教育干部和人民；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深入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艱苦創業精神的教育；廣泛開展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集中宣傳一大批體現時代精神的先進典型，努力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措施使黨的自身建設、黨的思想政治和宣傳教育工作，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都得到明顯加強，保證了改革和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
　　1994年9月，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把黨的建設提到新的偉大工程的高度，決定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功地實施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基礎上，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創的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繼續推向前進。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要把黨建設成為用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按照這一總目標，圍繞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不斷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黨中央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特別是不斷加大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力度，堅持從嚴治黨方針，努力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治黨始終堅強有力，治國必會正確有效。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再次證明了這一歷史經驗。
　　為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黨中央根據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對黨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實現各級領導層的新老合作和交替。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級領導崗位，各級領導班子和整個干部隊伍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鍛煉成長，涌現出孔繁森等一批深受人民愛戴的優秀干部。這是黨能夠始終得到人民群眾真心擁護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一支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的高素質干部隊伍，成為黨能夠走在時代前列，經受住各種風險考驗，實現跨世紀宏偉目標的可靠保證。

根據黨的十五大確定的任務，從1998年11月開始，全黨在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領導干部中集中時間，分期分批開展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黨中央對這次“三講”教育高度重視，作出全面部署，進行精心指導。中央政治局常委帶頭認真總結經驗，檢查和改進工作中的不足，深入思考改革和發展中的一些重大戰略性問題，推動“三講”教育扎實、有序地開展，并分別到7個縣(市)進行調研，指導工作。全黨共有70萬黨政領導干部參加了“三講”教育，其中省部級領導班子成員達2100多人。黨內外干部和群眾對“三講”教育十分關注，表現出很高的參與熱情，僅直接聽動員報告、參加民主測評和幫助整改的就有500萬人以上。廣大干部在“三講”教育中切實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廣泛聽取群眾意見，查找領導工作中及自身存在的問題，開展積極健康的思想斗爭，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在堅持群眾路線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等方面有明顯提高，經受了一次黨內政治生活的嚴格鍛煉。“三講”教育中思想上、作風上的收獲，不斷轉化成廣大干部求真務實、銳意進取、廉潔自律、不怕困難、勇挑重擔的實際行動。許多黨外人士反映，共產黨花這么大力量，在領導干部中進行這樣認真的自我教育，顯示了共產黨人敢于揭露并解決自身問題的勇氣和氣魄。
　　實踐證明，進行“三講”教育，是促進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有效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正確決策，是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領導班子、領導干部思想政治建設的一次創造性探索和成功實踐，是延安整風精神和黨的“三大作風”在歷史新時期的豐富和發揚。
　　面對即將到來的新世紀，基于對國內外形勢、黨肩負的歷史任務、黨自身建設實際的清醒認識和準確把握，江澤民在2000年春進一步提出:只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這“三個代表”的思想和要求，進一步回答了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一直接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它是深入思考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經驗，深刻總結我們黨近八十年歷史經驗，特別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成功經驗作出的科學結論；是對黨的性質、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務的新概括，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新發展，對新時期黨的建設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各項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后，全黨進行認真學習，并以此為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開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底，中央進一步決定，用兩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農村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教育活動，全面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這些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有力措施，為全黨在充滿希望和挑戰的二十一世紀完成自己光榮的歷史使命，作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
    六、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在二十世紀的最后十年，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在關系黨和國家興旺發達的重大戰略問題上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全面推進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確立鄧小平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堅定不移地把鄧小平理論作為黨和國家的行動指南。1989年9月，黨中央明確提出，鄧小平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指引我們繼續前進的旗幟。《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后，全黨興起學習高潮。黨的十四大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起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要求全黨堅持并在實踐中繼續豐富和創造性地發展鄧小平理論。這些重大決策，提高了全黨學習貫徹鄧小平理論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促進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黨的十四大進一步作出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決策。中央先后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努力實現社會、經濟、人口及環境與生態的協調發展；果斷地進行宏觀調控，順利地實現了經濟發展的軟著陸；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我國經濟存在的突出問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了經濟的較快發展，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適應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發展的趨勢，實行“走出去”戰略，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不失時機地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進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區改革開放步伐，為實現東西部地區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加強民族團結，保持社會穩定和邊防鞏固，展示了光明前景。
　　——大力推進改革開放，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斷完善。中央適時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逐步確立其基本框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財政、稅收、金融、外貿體制以及住房、社會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到2000年底，基本實現了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黨中央還堅持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人民內部矛盾，采取各種措施確保社會穩定。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普遍加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進一步健全。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穩步推進，農業基礎地位切實加強，實現了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平衡有余的歷史性轉變，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均已位居世界前列，長期以來的商品短缺狀況基本結束。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
　　——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努力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進一步完善，愛國統一戰線更加壯大，城鄉基層的民主建設逐步加強。各級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通過精簡，機構設置更趨合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基本形成。
　　——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切實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1991年7月，中央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十四屆六中全會決定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為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并作了具體部署和規劃。十五大進一步提出，必須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這些重大決策，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堅持正確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加快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1992年1月，中央提出繼續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1994年以來，中央先后決定全國對口幫助西藏建設、沿海省市對口幫助少數民族地區建設，取得顯著成效。黨采取正確的宗教政策，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鞏固和發展與宗教界的愛國統一戰線，維護了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全面推進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按照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人民解放軍進行了以裁減員額50萬為主要任務的體制編制調整和改革，向質量建軍、科技強軍的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邁進，為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保衛人民利益，支援國家經濟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斷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在實現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后，開創了香港、澳門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的新紀元，保持了香港和澳門的繁榮穩定。在對臺問題上，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和工作部署，有力地捍衛了一個中國原則和臺灣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地位，推動了兩岸關系的發展。
　　——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現代化建設爭取良好的國際環境。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繼續堅持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正確論斷，積極發展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堅決打擊國際反華勢力對我國內政的干涉；開展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同許多國家確立了面向二十一世紀發展雙邊關系的原則，加快了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步伐，進一步樹立了中國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良好形象。
　　——堅持黨的領導，做出加強黨的建設的一系列重大部署。通過開展“三講”集中教育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教育，黨的干部隊伍和各級領導班子的素質有了明顯提高。通過不斷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形成了以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查處大案要案、糾正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為主要內容的三項工作格局。這些重大舉措，有效地促進了黨風廉政建設，增強了全黨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全面推進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奮斗，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隨著“九五”計劃的勝利完成，我國生產力水平又邁上一個大臺階，綜合國力得到加強，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提出從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并加快推進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今后五到十年，要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根本出發點，全面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2001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這就為新世紀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明確了奮斗目標和指導方針。
　　中國共產黨走過八十年的光輝歷程，已發展成擁有6400多萬黨員的大黨。中國社會也在黨領導人民的長期奮斗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結束了幾千年剝削階級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事業在中國顯示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展現了民族振興的光明前景。
　　八十年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的，富有革命創造精神的黨；是密切聯系群眾，為中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斷奮斗并作出最大犧牲的黨；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經得起勝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順境和逆境的考驗，任何敵人和困難都壓不倒、摧不垮的黨；是與時俱進，站在時代前列，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懈奮斗的黨。歷經磨難，斗志彌堅，千錘百煉，更加堅強。中國共產黨不愧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在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取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勝利，才能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實現民族振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
　　進入二十一世紀，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當今世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發展，世界格局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以綜合國力為基礎的競爭日趨激烈。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是黨在新世紀的三大任務。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歷史賦予中國共產黨的光榮使命。黨領導人民在過去的八十年里寫下了光輝篇章，也一定能夠在新的世紀繼續譜寫出更加壯麗的篇章。

t-size:t ?900p)??e?nt-kerning:1.0000pt;background:rgb(255,255,255);mso-shading:rgb(255,255,255);" >　　毛(mao)澤(ze)東(dong)思(si)(si)想(xiang)是(shi)在同(tong)黨內教條主義(yi)作斗(dou)爭并(bing)深刻總結(jie)這方(fang)面歷史經驗的(de)(de)(de)過(guo)程中(zhong)形(xing)成(cheng)和(he)(he)發(fa)展(zhan)起來的(de)(de)(de)，在土地革命后期(qi)和(he)(he)抗(kang)戰時(shi)期(qi)得到(dao)系統總結(jie)和(he)(he)多方(fang)面展(zhan)開而達到(dao)成(cheng)熟，從而實現了馬(ma)克(ke)思(si)(si)主義(yi)同(tong)中(zhong)國實際相結(jie)合的(de)(de)(de)第(di)一次歷史性(xing)飛躍。毛(mao)澤(ze)東(dong)思(si)(si)想(xiang)是(shi)中(zhong)國革命獨創性(xing)經驗的(de)(de)(de)總結(jie)，是(shi)中(zhong)國共(gong)產黨集體智慧(hui)的(de)(de)(de)結(jie)晶，黨的(de)(de)(de)許(xu)多卓(zhuo)越領導人對(dui)它(ta)的(de)(de)(de)形(xing)成(cheng)和(he)(he)發(fa)展(zhan)作出(chu)了重要貢獻(xian)，毛(mao)澤(ze)東(dong)的(de)(de)(de)科學著(zhu)作是(shi)它(ta)的(de)(de)(de)集中(zhong)概括。

七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其中，中央委員44人，候補中央委員33人。隨后在七屆一中全會上選出13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七大選出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委員會，是一個具有很高威信、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
　　七大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全國代表大會。它在革命面臨新的重大轉變的關鍵時刻，對全黨給予及時正確的指導，為爭取抗戰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礎。大會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于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統一。七大生動地全面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質。它通過的黨的政治路線、基本方針和基本政策，表明黨代表著中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大會以后，全黨緊密團結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貫徹七大路線，去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后勝利階段。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8日，德國法西斯戰敗投降。在中國戰場，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發動夏季攻勢作戰，對日軍占領的點線包圍得越來越緊，打通了許多解放區之間的聯系，在行動上取得主動地位，逐步實現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為轉入全面反攻創造了重要條件。淪陷區城市黨組織積極開展瓦解日、偽軍工作，組織地下軍，準備發動武裝起義，里應外合，配合反攻。

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國先后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彈。8月8日，蘇聯發表對日作戰宣言。9日，蘇軍進入中國東北，向日本關東軍大舉進攻。在極為有利的國際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進入全面反攻階段。
　　此時，國民黨軍隊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區，而日軍在華北、華中和華南占領的大部分城鎮、交通要道都處在共產黨領導的敵后軍民的包圍中，對日全面反攻的任務，也就主要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人民軍隊來進行。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聲明。根據延安總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向日、偽軍發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縣以上城市150余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國的投降書上簽字。日本軍隊128萬人向中國投降。至此，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勝利結束。中華民族為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中國抗日戰爭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各同盟國家的支援，這些支援對中國能夠堅持抗戰并取得勝利是一個重要條件。
　　中國抗戰的歷程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堅定的維護者，是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黨在敵后的艱苦條件下，廣泛發動、組織和武裝以農民為主力的各階層群眾，開展游擊戰，使日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黨在抗戰中發展為有120多萬黨員的大黨，人民軍隊發展到120余萬人，民兵260多萬人，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所有這些，為奪取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裝備打敗經濟實力和軍事裝備遠比自己強大的敵人，創造了半殖民地弱國打敗帝國主義強國的奇跡。這一驚天動地的偉業，使中華民族一洗百年恥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華民族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的重大貢獻，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這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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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在事變前沒有與聞此事。事變一發生，張學良立刻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中共中央經過認真研究，派遣周恩來于12月17日到達西安。在弄清情況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等六項承諾。
　　西安事變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漸次成熟的時候，起了促成這個合作的作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自此以后，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黨關系開始改善。
　　為了促進國共合作的實現，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國民黨將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愿意實行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這四項保證是對國民黨的重大讓步。這種讓步是有原則的，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也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兩大政黨和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這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引起巨大反響，并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贊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此后，延安成為指引中國革命方向、照耀中華民族前程的紅星。
　　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系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大力加強黨自身的思想理論建設和政治建設。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蘇區代表會議，批準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接著，又召開黨的白區代表會議。7月和8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授哲學(其中的兩個部分后經修改，以《實踐論》、《矛盾論》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法的高度，著重揭露和批判了長期存在于黨內的主觀主義錯誤。這些都為迎接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準備。
　　中國共產黨先后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同國民黨領導人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舉行多次談判。盡管局勢發展還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內戰的大勢已經出現，國共兩黨的高層談判已經開始。歷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轉地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
　　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前夕的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黨曾兩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常人難以想象的險惡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人不屈不撓，埋頭苦干，度過最黑暗的時刻，奇跡般地開創出新的局面。這十年的歷史證明:那種理論脫離實際，照搬照抄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或由一個遠離中國的國際指揮中心來指揮中國革命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這十年中，黨在指導思想上雖然幾度犯過“左”的錯誤，但終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汲取教訓，實行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實現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把中國革命推向了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