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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和全面抗戰路線的制定

1937年開始的全國抗日戰爭，既是關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階段，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重要時期。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走上法西斯主義道路的德、意、日三國企圖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結為反共同盟，成為歐洲和亞洲的戰爭策源地。經過長期的準備，日本帝國主義于1937年7月公然發動大規模的全面侵華戰爭。 
　　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突然向中國駐軍進攻，中國官兵奮起抵抗。中華民族全面抗戰從此開始。
　　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的大旗，在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就通電全國，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愿意“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黨的各級組織積極動員人民群眾參加抗日戰爭。
　　為促進國共兩黨實現團結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等再上廬山與國民黨談判。周恩來等向蔣介石送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和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蔣介石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談話，表示了準備抗戰的決心，但還沒有完全放棄對日媾和的企圖。日軍不斷擴大侵略，把戰火從華北燒到華東。8月13日，中國軍隊在上海奮起抗戰。國民黨當局在其統治受到致命威脅時，急欲調動紅軍開赴前線，因而在國共談判中表現出較多的合作愿望。8月，國共兩黨達成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等協議。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命令(9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三個師: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第一二○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全軍共4.5萬多人。接著，在南方八省邊界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除瓊崖紅軍游擊隊外，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下轄四個支隊，全軍共1.03萬人。紅軍改編后迅速開赴抗日前線。國共兩黨軍事上的合作，推動了全國抗戰和國共合作的進一步發展。1937年9月，陜甘寧革命根據地改稱陜甘寧邊區，轄23個縣，人口約150萬，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中國共產黨的多次催促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9月22日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標志著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全國各族人民、各進步黨派、抗日團體和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僑胞熱烈歡迎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參加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華民族空前的大團結，對抗日戰爭的全面展開有重大意義。
　　中國的抗日戰爭怎樣才能走向勝利?黨從抗戰一開始就提出了一條廣泛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對日作戰，實行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黨認為，中國是有力量進行抗戰并最后取得勝利的，這種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廣大人民中，只有動員和組織人民，才能抵御強敵，才能引導中國抗戰取得最后勝利。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在全國抗戰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實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給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權利，適當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實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財政經濟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團結政策，使抗日戰爭成為真正的人民戰爭。這是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體現。綱領所闡明的黨在抗戰時期的基本政治主張，指明了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的具體道路。
　　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不愿放棄一黨專政，害怕群眾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危及自己的統治地位，因此拒絕實行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而采取單純由政府和軍隊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甚至企圖通過對日作戰削弱以至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
　　盡管如此，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卻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全國人民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旗幟。在全面抗戰路線的指引下，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人士以更高昂的愛國熱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戰爭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中國共產黨堅持以民族大義為重，制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確戰略、策略，實施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確路線、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歷史主動權，成為團結全民族抗戰的中堅力量。
    二、敵后戰場的開辟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為著貫徹執行全面抗戰路線，黨作出了開辟敵后戰場的重要戰略決策。洛川會議指出，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會議確定人民軍隊的戰略任務是，到敵人后方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展和擴大人民軍隊，打敗日本侵略者。在敵后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既服從于民族解放戰爭的總體戰略，又充分發揮人民軍隊的優勢，在政治上保證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因而是人民軍隊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抗戰的正確方針。

八路軍剛開赴抗日前線時，主要是直接在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軍作戰，以少部兵力進行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武裝的工作。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主力在晉東北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殲敵1000余人，擊毀汽車100余輛，取得全國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次大勝利，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精神和抗戰信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接著，八路軍又配合國民黨軍進行了忻口戰役。
　　國民黨在抗戰初期表現出一定的抗日積極性。國民黨軍隊先后進行平津、淞滬、忻口、徐州及保衛武漢等戰役，并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再加上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日軍叫囂的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徹底破產。但是，由于敵強我弱的總形勢和國民黨實行片面抗戰路線，正面戰場的戰局處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許多重要城市和富饒地區失陷。日軍在中國土地上大肆燒殺淫掠，中國人民遭受深重災難。1937年12月，日軍占領中國首都南京，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慘案，中國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體槍殺、焚燒、活埋及用其他方法處死者，達30萬人以上。日軍在其他地方屠殺中國人民的慘案不計其數。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軍和黨領導的山西新軍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敵后實行戰略展開，分兵發動群眾、武裝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政權，開辟抗日根據地。1938年1月，敵后第一個由黨領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在冀西阜平成立。新四軍也挺進大江南北，開赴蘇南、皖南、皖中等地區，創建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
　　在敵后抗戰的艱難條件下，黨領導人民軍隊同群眾結成血肉相連的關系，最初依托山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牽制、打擊日軍，取得巨大成績。到1938年10月，八路軍和新四軍同日、偽軍作戰1600余次，斃傷俘敵5.4萬人，先后創建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山東、蘇南、皖中等抗日根據地。戰斗在白山黑水的東北抗日聯軍也十分活躍，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打擊敵人。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是敵后戰場的戰略總后方。大批愛國青年和抗日志士涌向延安，經過培養訓練后，又從這里奔赴抗日前線。
　　 隨著敵后抗日游擊戰的發展，中國抗日戰爭逐漸形成戰略上互相配合的兩個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共產黨軍隊為主的敵后戰場。敵后戰場的開辟，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對穩定全國戰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國抗戰轉入戰略相持階段的重要條件。
　　全國抗戰開始后，由于戰爭局勢的復雜，許多人對戰爭將如何發展認識不清，“亡國論”、“速勝論”等有相當大的影響。澄清這些錯誤觀點，指明抗日戰爭的基本走勢，是指導抗日戰爭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1938年五六月間，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的講演，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集中全黨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國經過持久抗戰奪取最后勝利的客觀根據，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才能取得最后勝利，強調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是充分動員和依靠群眾，實行人民戰爭。《論持久戰》以馬克思主義的非凡洞察力，清晰地描繪出抗日戰爭發展過程的完整藍圖，深刻闡述了黨關于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是黨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獻，同時對全國抗戰的戰略指導也產生了影響。

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后，黨以很大力量加強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以推動國民黨實行全面抗戰路線，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長江局在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抗戰中心武漢成立，統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發展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運動，迅速恢復和建立了各級黨組織，發展了大批黨員，積極領導以武漢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眾運動。中共代表團同時駐武漢，負責同國民黨聯系和談判。八路軍、新四軍先后在西安、蘭州、武漢、重慶、桂林等地建立辦事處，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在漢口公開出版。黨從原來比較狹小的環境中走出來，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各界人士進行廣泛而直接的接觸，宣傳抗日民主主張，初步打開新的工作局面。周恩來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共產黨人還參加了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參政會。在一段時間內國共合作的關系比較融洽。
　　但是，由于國共兩黨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實行不同的抗戰指導路線，統一戰線內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銳的矛盾和斗爭。在統一戰線中，是堅持全面抗戰路線，還是實行片面抗戰路線?這對抗戰成敗和黨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黨中央記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從抗戰初期就提出必須反對階級投降主義，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即既統一又獨立，對國民黨采取有團結有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保持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放手發動群眾，實行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沖破國民黨的限制和束縛，努力發展人民武裝力量。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實質上就是力爭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這是把抗戰引向勝利的中心一環。
　　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王明從蘇聯回國抵達延安。他根據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關于中國抗戰應該依靠國民黨的指示精神，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活動限制在國民黨允許的范圍內。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對黨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擾了全面抗戰路線的貫徹執行。
　　中共中央對王明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抵制和斗爭。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到蘇聯，如實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的抗戰情況、國共兩黨關系及黨所采取的路線和政策。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國，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央要以毛澤東為首來解決統一領導。這為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8年9月至11月，黨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全會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黨在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重申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戰。會議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全會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原則，號召全體黨員加強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研究抗日戰爭的現狀和趨勢。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統一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迅速發展。
     三、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
　　 1938年10月武漢和廣州失守后，中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軍在堅持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調整侵華策略，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而將主要力量用于打擊八路軍和新四軍；對國民黨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在占領區加緊扶植傀儡政權，建立和發展漢奸組織。這對中國的抗戰局勢產生了影響。

在日本的政治誘降和英、美等國的勸降下，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1938年12月，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敵，并拼湊偽中央政權。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各地接連發生襲擊、殺害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嚴重危機。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使國家政局空前復雜。黨從抗戰的全局出發，明確指出:整個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始終是第一位的，各階級的利益必須服從全民族的利益。針對國內時局的逆轉趨勢，黨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三大口號，堅決揭露打擊賣國漢奸汪精衛，繼續爭取同蔣介石集團合作，鞏固并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駕馭了整個局勢的發展。
　　在日軍將敵后抗日根據地作為軍事進攻主要對象的情況下，黨領導人民抗日力量肩負起抗擊日軍的主要責任。根據黨中央的戰略決策，八路軍于1938年冬開始由山區向平原地區挺進，放手發動群眾，廣泛深入地發展群眾性游擊戰爭，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鞏固和擴大了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晉西北、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在晉察冀軍民反“掃蕩”作戰中，1939年11月，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加拿大共產黨員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在搶救八路軍傷員時不幸感染中毒，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
　　1940年8月，為了粉碎敵人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和“囚籠”政策，八路軍總部對華北日軍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以破襲敵人交通線為重要目標的進攻戰役。參戰部隊有105個團約20萬人，故稱百團大戰。這次戰役共作戰1824次，斃傷日、偽軍2.5萬余人，俘1.8萬余人，破壞鐵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毀大量敵碉堡和據點，繳獲大批槍炮和軍用物資，因而沉重地打擊敵軍，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進一步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
　　與此同時，新四軍各部貫徹黨中央“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等復雜地形開展游擊戰，建立了皖東、豫皖蘇、皖東北、豫鄂、蘇北等抗日根據地，堅持和擴大蘇南、皖中等根據地，溝通了華北與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聯系。在華南，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創建和發展東江、瓊崖等抗日游擊根據地，開展廣泛的抗日游擊戰爭。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到1940年底，黨領導的軍隊由抗戰開始時的5萬余人發展到50萬人，還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抗日根據地發展到跨華北、華中、華南的廣大地區，加上陜甘寧邊區共17塊近1億人口。黨領導的敵后抗戰，大量牽制、消滅日軍，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為中國抗戰的重心。

在淪陷區城市和交通要道，黨的地下組織實行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徹底轉變工作方式，深入群眾，以隱蔽的方式開展抗日宣傳教育和統一戰線工作，領導人民進行多種形式的抗日斗爭，牽制敵人的兵力，打擊日偽統治，支持和配合了敵后游擊戰爭和抗日根據地的建立與鞏固。
　　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也取得新的進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領導下，南方局在統一戰線、黨的建設、宣傳文化、群眾工作等方面進行了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南方局特別重視爭取和團結中間勢力，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國民黨民主派、地方實力派、著名知識分子等廣泛接觸，共商國是，使他們了解共產黨的主張，并逐步取得他們的信任，鞏固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在周恩來和南方局的支持下，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在重慶成立，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一支生力軍。南方局在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工作方面同樣取得很大成績，爭取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團結抗戰的同情和支持，擴大了黨的影響。
　　黨在西北國民黨統治區的地方組織，領導和推動抗日救亡的群眾運動，開展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利用西北特殊的地理條件溝通黨和國際友人、海外僑胞的關系及與共產國際的聯系，支持和配合了陜甘寧邊區建設和全國抗戰。
　　黨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進行了堅決斗爭。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黨給予堅決回擊。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9000余人，在向北轉移途中遭到國民黨軍8萬余人圍攻，除約2000余人突圍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壯烈犧牲或被捕，軍長葉挺在同國民黨軍進行戰場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事變發生后，蔣介石竟誣稱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其番號。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產黨采取軍事上嚴守自衛、政治上堅決反擊的方針。中共中央軍委宣布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毛澤東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戰的陰謀，提出懲辦禍首、釋放葉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條解決辦法。周恩來在重慶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并親筆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這兩條充滿悲憤的題詞在《新華日報》登出，有力地揭露和聲討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行徑。
　　全國人民及國際輿論普遍同情共產黨，譴責國民黨當局消滅異己、破壞抗戰。國民黨頑固派陷于極端孤立的境地，其反共活動不得不有所收斂。黨以大局為重的正確措置，使極度危急的國內時局得以扭轉，黨在全國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黨深刻地總結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的經驗，豐富和發展了統一戰線的策略。這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總方針，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中要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立場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這些策略原則使黨得以在復雜多變的環境里更加熟練而恰當地處理統一戰線中的各種棘手問題，避免犯“左”、右傾錯誤。

在此期間，針對國民黨大肆鼓吹“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等反共謬論，黨在政治思想戰線上同國民黨展開論戰，批判和揭露各種假三民主義，著重闡述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說明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和新三民主義基本相同，但兩者又有區別，共產黨將同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長期合作。這場論戰對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起了推動作用。
　　為了駁斥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宣傳，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闡明共產黨對于中國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見解，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個關系重大的問題，更好地指導抗戰和中國革命，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工作。他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獨創性經驗，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完整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毛澤東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成兩步走，第一步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民主革命在五四運動以后已經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區別新舊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根本標志是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是:政治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建立一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經濟上，沒收操縱國計民生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建立國營經濟；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并引導農民發展合作經濟；允許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富農經濟的存在。文化上，廢除封建買辦文化，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新民主主義的發展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不能畢其功于一役，但兩個革命階段必須也必然是相互連接的，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實現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綱領，也是為著將來實現最高綱領。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
　　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這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法寶。“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革命特別是建黨以來歷史經驗的全面總結，是毛澤東思想在抗戰時期最重大的理論成果。它的提出，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內容、領導權和發展前途等有了明確而完整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
    四、加強根據地建設，開展整風運動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勢力極為猖狂，中國敵后(hou)抗戰最為困(kun)難的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德國法西斯侵占了歐洲許多國家，1941年6月又揮兵東向，對蘇聯發動大規模進攻。12月，日本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同時進攻英、美等國在太平洋的屬地，挑起太平洋戰爭。國際法西斯成為世界人民的公敵。中共中央主張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加強同英、美等國的合作，反對共同敵人。1942年1月，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正式形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承擔著抗擊日本陸軍主力的任務。
　　日本法西斯企圖把中國變成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后方基地，決意加緊對華作戰。日軍在華北反復進行“治安強化運動”，對占領區人民實行殘暴的殖民統治、經濟掠奪和奴化教育，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空前殘酷的“掃蕩”、“清鄉”和“蠶食”，采取野蠻的燒光、殺光、搶光政策，使用毒氣和細菌武器，制造無人區，企圖摧毀抗日軍民的生存條件，徹底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
　　在日軍瘋狂而頻繁的進攻下，敵后軍民傷亡很大，根據地的可耕土地被大量毀壞，大批糧食和牲畜被搶走，加之國民黨頑固派的包圍封鎖和自然災害，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總人口由1億銳減到5000萬以下，人民軍隊由50萬人下降到40萬人。敵后抗戰進入最困難的時期。
　　中國共產黨和抗日軍民沒有被困難所嚇倒。黨分析形勢后明確指出，人民抗戰面臨的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是日益接近勝利的暫時困難；要發揚革命精神，戰勝困難，爭取勝利。
　　黨領導敵后軍民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創造和運用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以及派遣武工隊等多種有效的殲敵方法，開展反“掃蕩”、反“清鄉”和反“蠶食”斗爭，給日、偽軍以有力的打擊。1941年至1942年間，人民軍隊共作戰4.2萬次，斃傷俘敵軍33萬余人。敵后抗戰牽制、消滅了大量日軍，成為中國堅持長期抗戰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支持。 
　　 敵后軍民在對敵斗爭中涌現出成千成萬的抗日英雄，表現了中華兒女不畏強暴、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氣節。東北抗日聯軍主要領導人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在1940年2月與日軍的戰斗中犧牲后，殘暴的敵人割下他的頭顱，剖開他的腹部，發現他的腸胃里竟全是枯草、樹皮和棉絮，沒有一粒糧食。敵人為之震驚。“狼牙山五壯士”寧可跳崖也不投降的英雄氣概，連敵人也表示敬佩。
　　抗日根據地是全面貫徹和實現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堅強陣地。為克服敵后抗戰的嚴重困難，黨采取多種有力的政策措施，進一步加強抗日根據地建設。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根據地建設的楷模。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準頒布《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全面地體現了黨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

根據地建設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設。黨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根據地的抗日民主政權是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在政府工作人員中實行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容納各方面的人士，團結抗日的各階級、階層；政府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施政方針，保障各抗日階級的人權、財權，厲行廉潔政治。
　　 在經濟建設方面，黨號召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動員農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組織勞動互助，提高耕作技術，推廣良種，特別是把減租減息作為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從1939年冬起，各根據地相繼實行減租減息，一般將原租額減少25%，規定年利息率一般為10%，其他雜租、勞役和各種形式的高利貸一律取締。大生產運動的廣泛開展，對于克服嚴重的物質生活困難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根據地還開展文化教育建設，發展先進文化事業，為人民軍隊和根據地建設培養大批骨干力量，提高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
　　黨還在軍隊中開展擁政愛民運動，在人民群眾中開展擁軍優屬運動，進一步密切了軍民關系、軍政關系；在主力部隊和政府機關實行精兵簡政，減輕人民的負擔；統一根據地領導，協調對敵斗爭的步伐，等等。
　　黨在根據地內實行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義政策，使各項建設事業得到發展，奠定了堅持長期抗戰、克服嚴重困難的堅實基礎。抗日根據地的新民主主義建設，使中國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
　　這一時期在全黨范圍開展的整風運動，對進一步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遵義會議后，黨糾正歷史上的“左”、右傾錯誤，在全黨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正確領導。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對黨的歷史上的經驗進行系統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造成過去“左”、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清算，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深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清算錯誤路線，教育全黨學會運用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方法處理中國革命中的具體問題，就成為加強黨的建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941年5月，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九十月間，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黨的高級干部開始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從政治路線上分清是非，達到基本一致的認識。這次會議初步統一中央領導層的思想，為全黨普遍整風作了準備。1942年2月，毛澤東先后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講演。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風運動在全黨普遍展開。5月，中共中央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發表講話并作總結，闡明了革命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
　　反對主觀主義，是整風運動最主要的任務。黨的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左”、右傾錯誤，從思想根源來說都是主觀主義。主觀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要克服主觀主義，就必須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掌握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方法。反對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消除主觀主義在組織上和文風上的表現，也是整風運動的主要任務。

整風運動貫徹“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著重于提高思想認識，團結同志，而不是對犯錯誤者進行組織處理。通過認真閱讀整風文件，聯系個人的思想、工作、歷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區或部門的工作進行檢查，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方法，使全黨提高思想認識，明確了努力方向。
　　在全黨普遍整風的基礎上，從1943年9月起，黨的高級干部進一步討論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由于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曾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因此，批判王明的錯誤路線及其影響，成為整風運動的重要內容。一系列地區工作與歷史座談會的召開，使許多干部更好地認識了黨史上的路線是非，提高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
　　在全黨整風的基礎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開了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經過深入討論和反復修改，集中全黨的智慧，全會于1945年4月20日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的結論，使全黨對中國民主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了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一致。整風運動勝利結束。
　　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使全黨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線，破除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教條主義。它是加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一個創造，是增強黨的戰斗力的一次成功實踐。它所積累的經驗對黨的建設具有重大和深遠的意義。整風運動為黨的七大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五、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抗日戰爭取得最后勝利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過嚴重困難，進入再發展時期，華北抗日軍民開始對敵軍發起攻勢作戰。進入1944年，各根據地軍民普遍對日、偽軍展開局部反攻，恢復和擴大原有根據地，并向敵后進軍，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一年中，共作戰約2萬次，殲滅敵軍近20萬人，攻克縣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萬。
 　　這時，國民黨仍然采取避戰觀戰的態度和限共反共政策。1943年，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但尚未發展成大規模武裝進攻便被制止。1944年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軍一敗涂地，八個月丟失146座城市、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國民黨在軍事上的潰敗和統治區內政治經濟危機的加深，激起各階層人士的強烈不滿。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迅速高漲。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周恩來在延安進一步闡明實施這一主張的具體步驟和方法。這個主張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獲得各民主黨派、廣大民主人士的贊同和擁護，成為全國人民奮斗的政治目標。為實現這一主張，共產黨同國民黨及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后任美駐華大使的赫爾利展開談判，并同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進行堅決而靈活的斗爭，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的發展。

在德國法西斯面臨徹底覆滅和中國抗戰接近勝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全國121萬黨員。毛澤東在會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講話，任弼時、陳云等在會上發了言。
　　七大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為了建立新中國，當時重要而迫切的任務是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大會擬定了建立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制定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綱領，提出了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宏偉任務。大會宣布要讓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并把能否解放、發展生產力作為檢驗一切政黨政策的根本標準。
　　七大總結歷史經驗，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強調三大作風是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堅持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對實現黨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著重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這就是我們制定政策的根本出發點。
　　 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是黨總結中國近代特別是建黨以來經驗作出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決策。中國革命需要馬列主義的指導，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復雜問題，靠背誦馬列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是不行的，必須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推向前進。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掌握實事求是這個馬列主義的真諦，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中國的實際，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和科學體系。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概括為九個方面:關于現代世界情況和中國國情的科學分析；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于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于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于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于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
　　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黨內教條主義作斗爭并深刻總結這方面歷史經驗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戰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獨創性經驗的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黨的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其中，中央委員44人，候補中央委員33人。隨后在七屆一中全會上選出13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七大選出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委員會，是一個具有很高威信、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
　　七大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全國代表大會。它在革命面臨新的重大轉變的關鍵時刻，對全黨給予及時正確的指導，為爭取抗戰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礎。大會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于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統一。七大生動地全面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質。它通過的黨的政治路線、基本方針和基本政策，表明黨代表著中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大會以后，全黨緊密團結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貫徹七大路線，去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后勝利階段。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8日，德國法西斯戰敗投降。在中國戰場，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發動夏季攻勢作戰，對日軍占領的點線包圍得越來越緊，打通了許多解放區之間的聯系，在行動上取得主動地位，逐步實現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為轉入全面反攻創造了重要條件。淪陷區城市黨組織積極開展瓦解日、偽軍工作，組織地下軍，準備發動武裝起義，里應外合，配合反攻。

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國先后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彈。8月8日，蘇聯發表對日作戰宣言。9日，蘇軍進入中國東北，向日本關東軍大舉進攻。在極為有利的國際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進入全面反攻階段。
　　此時，國民黨軍隊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區，而日軍在華北、華中和華南占領的大部分城鎮、交通要道都處在共產黨領導的敵后軍民的包圍中，對日全面反攻的任務，也就主要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人民軍隊來進行。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聲明。根據延安總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向日、偽軍發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縣以上城市150余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國的投降書上簽字。日本軍隊128萬人向中國投降。至此，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勝利結束。中華民族為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中國抗日戰爭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各同盟國家的支援，這些支援對中國能夠堅持抗戰并取得勝利是一個重要條件。
　　中國抗戰的歷程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堅定的維護者，是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黨在敵后的艱苦條件下，廣泛發動、組織和武裝以農民為主力的各階層群眾，開展游擊戰，使日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黨在抗戰中發展為有120多萬黨員的大黨，人民軍隊發展到120余萬人，民兵260多萬人，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所有這些，為奪取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裝備打敗經濟實力和軍事裝備遠比自己強大的敵人，創造了半殖民地弱國打敗帝國主義強國的奇跡。這一驚天動地的偉業，使中華民族一洗百年恥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華民族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的重大貢獻，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這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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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在事變前沒有與聞此事。事變一發生，張學良立刻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中共中央經過認真研究，派遣周恩來于12月17日到達西安。在弄清情況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等六項承諾。
　　西安事變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漸次成熟的時候，起了促成這個合作的作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自此以后，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黨關系開始改善。
　　為了促進國共合作的實現，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國民黨將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愿意實行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這四項保證是對國民黨的重大讓步。這種讓步是有原則的，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也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兩大政黨和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這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引起巨大反響，并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贊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此后，延安成為指引中國革命方向、照耀中華民族前程的紅星。
　　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系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大力加強黨自身的思想理論建設和政治建設。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蘇區代表會議，批準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接著，又召開黨的白區代表會議。7月和8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授哲學(其中的兩個部分后經修改，以《實踐論》、《矛盾論》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法的高度，著重揭露和批判了長期存在于黨內的主觀主義錯誤。這些都為迎接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準備。
　　中國共產黨先后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同國民黨領導人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舉行多次談判。盡管局勢發展還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內戰的大勢已經出現，國共兩黨的高層談判已經開始。歷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轉地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
　　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前夕的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黨曾兩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常人難以想象的險惡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人不屈不撓，埋頭苦干，度過最黑暗的時刻，奇跡般地開創出新的局面。這十年的歷史證明:那種理論脫離實際，照搬照抄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或由一個遠離中國的國際指揮中心來指揮中國革命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這十年中，黨在指導思想上雖然幾度犯過“左”的錯誤，但終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汲取教訓，實行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實現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把中國革命推向了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