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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的八大和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但是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后。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應該怎樣建設和發展?這是黨面臨的全新課題。
　　五十年代中期，國際形勢也發生重大變化。國際關系中緩和趨向的出現以及世界經濟與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為中國剛剛起步的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同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尖銳地揭露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極大震動。中國共產黨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領導蘇聯黨和人民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歷史，先后發表關于如何正確總結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兩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則立場。同時認為，揭開斯大林問題的“蓋子”，對于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包括我們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說:我們從蘇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獨立思考，從各個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黨的八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在這之前，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則是這一探索的開始。
　　1956年2月至4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別約集三十多個經濟部門的負責同志座談，討論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毛澤東集中大家的意見，在4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報告確定的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報告論述的十個問題是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和以蘇聯經驗為鑒戒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鑒于蘇聯忽視農業、輕工業，片面強調重工業，造成農輕重發展不平衡的教訓，報告提出今后我國的經濟計劃應該適當調整，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盡量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這些思想實際上涉及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報告又論述了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開始涉及經濟體制的改革；還闡述了漢族和少數民族，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國和外國等屬于政治生活方面的關系。在中國與外國的關系中，毛澤東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包括“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這樣就初步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建設的若干新方針。
　　同《論十大關系》的討論相聯系，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還提出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一方針的實質是要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此前，中央在1月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作報告，肯定我國知識界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分析世界科學技術一日千里發展的緊迫形勢后，提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任務。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知識，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這樣就初步提出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若干新方針。    《論十大關系》提出的許多重要方針和觀點，對于后來國家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說，前幾年搞建設主要是照搬外國經驗，《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國1073萬黨員。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朱德、陳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會發言或書面發言。大會正確地分析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些論述，是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建立起來以后黨確定正確路線的基本依據。
　　大會確定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在管理體制方面，要求適當擴大地方管理權限，并調整一些經濟管理體制。大會肯定陳云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思想，即:國家與集體經營、計劃生產和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個體經營、自由生產和自由市場作為補充。在政治關系方面，強調進一步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發展科學和文化藝術的指導方針，努力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以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大會還提出了在全國執政的情況下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方針，要求更加重視發揚黨的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警惕執政黨脫離群眾和實際；強調對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堅持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發揚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
　　大會選舉產生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97人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后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選出14名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由上述6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富于創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我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八大一次會議后，黨沿著正確的方向繼續探索:按照大會確定的方針調整若干方面的經濟關系和編制1957年經濟計劃；準備全黨整風，正確處理日漸突出的人民內部矛盾。
　　這期間，自由市場一度活躍，個體工商戶有明顯增長，其中還出現人們稱之為“地下工場”的較大的個體戶手工業和手工工場。1956年12月毛澤東提出:地下工廠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場、有原料，這樣的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的這些意見得到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劉少奇認為“地下工場”對人民有利，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周恩來提出: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這些搞活經濟的新思路，是八大確認的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以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為補充的政策的新發展，允許一定限度的私人資本主義經營和發展，使之在國家領導下作為社會主義經濟主體的補充。

1956年初，黨中央和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已經發現經濟建設中出現的冒進傾向。經過幾個月的努力，這種傾向初步得到遏制，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圍繞對1956年經濟工作的估計和1957年經濟計劃的制定，黨的高層領導產生了一些不同意見。在這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提出1957年的計劃應該實行“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根據這個精神制定的1957年計劃，保證了這一年的經濟工作成為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后，還對農業集體經濟的內部關系進行了調整。從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現了包產到戶等形式的試驗。這是朝著實行生產責任制方向的創造性嘗試。此外，黨的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改進工業、商業、財政管理體制的三個規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適當向地方和企業下放管理權力。
　　調整經濟計劃和調整經濟關系，實質上都是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系統地提出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則是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就這個問題發表重要講話以后的事情。
    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提出和全黨整風
　　蘇共二十大后，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彌漫著動蕩不安的氣氛，相繼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帝國主義乘機掀起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波匈事件對中國也有一定影響。1956年秋冬，在農村、工廠、學校都出現了一些“鬧事”的情況。由于社會主義改造的急促，加上經濟建設中冒進傾向的影響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會矛盾突出起來。這樣，從借鑒斯大林的錯誤和波匈事件的歷史教訓入手，總結自己的經驗，正確認識和處理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就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著重思考的重大課題。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充滿著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調整和完善，不斷地得到解決。他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強制的、專政的方法去解決，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即“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決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毛澤東的這篇講話，總結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的歷史經驗，研究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現的新問題，提出的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科學地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發展。
　　毛澤東這篇講話及隨后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黨內和廣大干部、知識分子中進行傳達、學習和討論，實際上為全黨整風作了積極準備。

4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隨后，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和高等學校、科學研究機構、文化藝術單位的黨組織紛紛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和小組會，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在整風運動中，群眾提出的意見絕大部分是正確的、有益的，有利于改進黨的領導。毛澤東看到一些關于整風的報道后指示:“不整風黨就毀了。”開展整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天下第一大事”。
　　但是，隨著整風運動的迅猛展開，也出現了一些復雜情況，除了對黨的工作作風提出批評的意見外，也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他們把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公然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極力抹煞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成績，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把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說成是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這種異常現象，不能不引起黨的高度警覺，并被看成是一個危險的政治信號。6月8日，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黨內指示，《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么?》的社論。大規模的反右派斗爭開始進行。
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里實現這樣深刻的社會變革，不能不引起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不同反應。反抗和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在一定范圍內還存在，中國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問題，實際上沒有完全解決。因此，對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批判和反擊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但是，敵視社會主義的人在國內畢竟只是極少數。由于當時黨對階級斗爭的形勢作了過于嚴重的估計和判斷，導致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嚴重后果之一，是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和社會階級關系狀況的分析，使黨的指導思想開始出現“左”的偏差。毛澤東在1957年九十月間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會議正式肯定這一論斷，并認為我國社會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買辦階級和其他反動派被稱為一個剝削階級，“正在逐步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被稱為另一個剝削階級；工人和農民是兩個勞動階級。這就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于我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正確分析，成為后來黨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屢犯擴大化錯誤的理論根源。
　　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探索過程，需要經受實踐檢驗。當時面臨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速度問題。黨在這兩大問題上一度發生嚴重失誤。這兩方面又相互影響，使探索過程出現嚴重曲折。
    三、“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糾“左”過程中的曲折
　　“大躍進”運動從1957年底開始發動，1958年全面展開。它的推行，表明黨力圖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中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它能夠發動起來，反映了曾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之后求強求富的強烈渴望。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幾年內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勝利，使得人們相信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

反右派斗爭之后，黨中央認為，經濟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偉大勝利，人民群眾的熱情高漲，經濟建設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八屆三中全會在批評1956年反冒進的同時，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確認的在經濟建設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全會決定在農村開展關于農業生產建設的大辯論，以推動農業的迅速發展。這年冬季，全國范圍掀起以興修水利為中心的冬季農業生產高潮，實際上拉開了“大躍進”運動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寧和成都召開會議，對“大躍進”作了進一步準備。
　　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盡快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片面強調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過分夸大人的主觀意志的作用，忽視了經濟建設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會后，以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為標志的“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
“大躍進”表現在工業方面，首先是鋼產量指標的不斷提高。在農業上，主要是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夸。生產發展上的高指標和浮夸風，推動著在生產關系方面急于向所謂更高級的形式過渡，主觀地認為農業合作社的規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進生產。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正式決定當年鋼產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次會議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的錯誤，嚴重泛濫開來。會后，為了在余下的四個月時間里完成追加的鋼產量當年翻番的任務，在全國城鄉掀起全民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與此同時，人民公社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沒有經過認真試驗，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基本實現公社化。大辦人民公社的過程，實際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調”為主要特點的“共產”風的過程，使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失誤。這一失誤有它的由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說:“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這番話，說出了全黨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奮發努力，要為民族振興和社會主義發展有所作為的精神是可貴的。廣大干部群眾付出的辛勤勞動也取得一部分實際成果。但是，經濟建設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有它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生產力的發展也需要有積累的過程。黨對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后、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估計不足，對掌握經濟規律和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也認識不足。全黨普遍缺乏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雖然初步積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較好的經驗，但也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同時，在過去的斗爭取得一連串勝利后，黨內驕傲情緒明顯增長。這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難以避免了。
　　毛澤東是較早地通過調查研究覺察到運動中出現嚴重問題并努力加以糾正的主要領導人。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召開，毛澤東提出并要求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的錯誤，強調要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發展階段，批評了廢除貨幣、取消商品生產和交換的主張。12月，在武漢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的興起仍給予極高評價，另一方面通過闡述幾個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批評了那種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產主義過渡和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思想傾向。這以后，各地普遍整頓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的勢頭。為了解決人民公社內部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1959年二三月間，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從公社內部所有制分級的問題入手，進一步糾正“共產”風。在貫徹會議精神的過程中，確定生產隊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的所有制還是公社的主要基礎，清算公社成立以來的賬目，退賠平調的資金物資。1959年4月初在上海舉行八屆七中全會，除肯定關于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外，并對基本建設投資作了調整。這期間，毛澤東直接給省以下直至生產小隊的各級干部連續多次寫黨內通信，談了農業方面的許多問題，號召講真話。他強調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在為廬山會議作準備的過程中，毛澤東同一些領導干部談話，進一步指出:大躍進以來的基本經驗是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生產高指標問題，要搞一點馬鞍形，明年切記不可定高。

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后，經過八九個月的緊張努力，“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和瞎指揮等“左”的錯誤得到初步遏制，形勢開始向好的方面轉變。這期間提出的一些正確理論觀點和政策思想，也有長遠的意義。但是，由于對錯誤的嚴重性還缺乏足夠清醒的認識，糾“左”的努力，還局限在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導思想的大框架內，因而形勢并沒有根本好轉。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總的形勢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根本問題是經濟工作中的平衡問題。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動員全黨完成1959年的大躍進任務。會議初期起草的《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基本精神是糾“左”。7月14日，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陳述意見。他在肯定1958年成績的基礎上，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與會全體同志。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分別在小組會上發言，明確表示支持彭德懷信中的基本觀點。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中對彭德懷等人的不同意見進行了批駁，認為是右傾的表現。于是，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8月2日至16日舉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通過決議，認定彭、黃、張、周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隨即在全黨范圍內展開大規模的“反右傾”斗爭。
　　“反右傾”斗爭造成嚴重后果，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中斷了糾正“左”的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廬山會議后繼續“大躍進”的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黨和人民面臨建國以來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原本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群眾過上較好的日子，結果卻出現令人痛心的狀況，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是不應忘記的。
    四、“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提出和政治上“左”的錯誤的發展
　　在嚴重困難面前，全黨上下決心認真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毛澤東在1960年6月寫的《十年總結》一文中說，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要以十年時間去調查研究它。11月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全黨用最大的努力來堅決糾正各種“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兩件事表明:三年來造成嚴重后果的“大躍進”運動實際上已被停止，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新軌道。
　　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在調查過程中，毛澤東發現緊急指示信還沒有完全解決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和生產隊內部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這兩個重大問題。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6月，取消了農村部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9月，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相當于原來初級社規模的生產隊。

八字方針貫徹之初，工業的調整力度不夠。9月，中央作出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強調必須當機立斷，該退的堅決退下來，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指標降到確實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時，中央發布試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這個條例實行后，國營企業一系列規章制度恢復和建立起來，工業調整有了明顯的起色。
　　同經濟工作的調整相配合，科學、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也進行調整。中央先后批發試行《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學十四條”)、《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十條”，以后改為“文藝八條”)。這些條例的中心內容是調整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以及貫徹落實科學和文藝工作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了進一步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1962年3月于廣州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和文藝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發表講話，重新肯定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隨后周恩來在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再一次重申了這一科學論斷，使知識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比較系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認為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設工作中經驗不夠，另一方面是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妨礙了黨及時地盡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這些看法，使黨朝著勇敢地正視現實，實事求是地認識“大躍進”以來實際工作和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毛澤東1月30日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中心是講民主集中制，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做了自我批評。毛澤東聯系三年“大躍進”的教訓，闡明人類認識客觀世界規律的重要性，承認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一百年時間。這些認識對進一步深入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教訓、糾正工作中的錯誤具有極大作用。鄧小平、周恩來在大會上分別代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做自我批評，并分別講了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克服目前困難的主要辦法。
　　這次大會取得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取得的積極成果。會議對缺點錯誤的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會議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評精神，給全黨以鼓舞，使廣大黨員心情比較舒暢，在動員全黨為戰勝困難而團結奮斗方面起了積極作用。會后，國民經濟和政治關系等方面的調整都有進一步的發展。國民經濟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并、轉；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的領導力量。由于采取這些果斷措施，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斗和各級干部的緊張努力，調整工作較快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農業生產開始回升。國家財政實現收支平衡。市場商品供應的緊張狀況有所緩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也開始略有上升。政治關系方面的調整著重在恢復國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調整與民主黨派和非黨人士的關系，消除“大躍進”以來產生的消極影響，加快了對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判和處分的黨員、干部的甄別平反工作。隨著調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許多地方實行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不僅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而且對農業集體化之后適合我國農村生產力水平的農業生產管理方式作了積極探索。

經過七千人大會前后將近兩年的調整，國內形勢逐步好轉。但是黨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錯誤并沒有從根本上糾正，而且還在發展。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種力量發生新的分化和改組，局勢出現動蕩。隨著中蘇之間的分歧擴大以及中美之間的斗爭加劇，中國周邊的國際形勢日趨緊張。這使黨認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包圍中國，也影響黨對國內形勢的估量。
　　蘇共二十二大以后，國際共運中的爭論愈演愈烈。蘇共領導人、蘇聯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公開信，攻擊中國黨和其他一些黨，在外交上推行霸權主義。中共中央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并由此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和資本主義復辟的歷史教訓。黨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反對大黨大國對其他黨、其他國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權主義，頂住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維護了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黨的尊嚴。但是，主要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評價蘇聯的變化和國際共運，也產生了一些不符合實際的認識。
　　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聯系對蘇聯赫魯曉夫觀點的批評和對國內形勢的觀察，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強調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性，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這樣，就把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進一步擴大化和絕對化。它標志著黨在這個問題上“左”的錯誤再度發展起來。
　　八屆十中全會結束時，接受1959年廬山會議的教訓，提出不要因為強調階級斗爭而放松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這樣，全會以后全黨全國的工作出現這樣一種復雜的情況:一方面，政治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的錯誤一步步發展；另一方面，經濟上調整和恢復的任務基本上還能夠按原定計劃繼續進行。
　　八屆十中全會后，針對農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賬目不清等現象，在部分農村和城市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沖擊。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部分地糾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運動中的一些過左做法，但它強調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甚至認為在省和中央部門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也開展了錯誤的批判和斗爭。“左”的錯誤的發展，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五、國民經濟調整任務的完成和十年建設成就
　　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政治上“左”的錯誤雖有進一步發展，但總體上還沒有對經濟調整工作產生重大干擾。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調整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生產方面。從1961年到1965年，經過五年調整取得明顯成效:農輕重的比例關系實現了在新的基礎上的協調發展；國民經濟中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基本恢復正常；財政收支平衡，市場穩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當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基本完成的時候，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宣布:我國國民經濟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966年將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全國人民要努力奮斗，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是第一次鄭重地向全國人民宣布四個現代化的任務。這個宏偉的任務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而沒有能夠按計劃付諸實施。
　　從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的十年，是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的十年。其間，雖然遭受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工業建設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棉紗、原煤、發電量、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很大增長。石油工業的發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經實現原油的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興工業逐步建設起來，初步改善了工業布局，形成有相當規模和一定技術水平的工業體系。鐵路、公路、水運、航空、郵電等事業都有較大發展。十年新修鐵路8000公里，全國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了鐵路，寧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車。農業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大規模展開，并逐步收到成效。全國農用拖拉機產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6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70倍。十年的教育事業有很大發展。高等院校畢業生近140萬人，為前七年的4.9倍。經過整頓，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取得比較突出的成果，國防科學技術的進展最為顯著。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有力地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進展。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國科學技術達到的新水平。
　　 在這十年里，無論是建設事業的專門人才，還是黨政干部隊伍，都有較大發展。這期間成長起來的成千上萬各類專門人才，大部分成為后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各方面的骨干力量。黨的組織部門選拔了一批優秀青年知識分子干部到基層掛職鍛煉，并提拔一些人到省、部級領導崗位工作，其中大部分人經受住了后來政治運動的考驗，成為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中堅力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成就是在國內發生嚴重經濟困難，在國際上遭到戰爭威脅和巨大壓力(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長期封鎖禁運，蘇聯撕毀合同、撤銷援助)的情況下取得的。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頂住壓力，戰勝困難，表現出無比的英雄氣概和高昂的精神狀態，涌現出像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大慶石油工人王進喜，解放軍戰士雷鋒，科學家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等先進人物；還有響應黨的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國防尖端科技事業和三線建設中默默無聞地作出奉獻的許許多多干部、職工、科技人員和解放軍指戰員。全黨和全國人民在他們的精神鼓舞下同甘共苦，昂首前進。社會主義建設在戰勝嚴重困難后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在這十年里，黨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借鑒，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形成了一系列正確的理論觀點。黨的八大前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提出的富于創造精神的方針政策，使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有了良好的開端。毛澤東在1957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并進一步闡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和中國工業化道路。他還提出“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在領導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他提出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其他中央領導人也提出許多正確觀點和主張。這些都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黨中央在六十年代調整國民經濟過程中陸續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商業、教育、科學、文藝等方面的工作條例草案，比較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分別規定了適合當時情況的各項具體政策。所有這些，都是對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有益探索。當然，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和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十分艱巨而復雜的任務。由于國際局勢的復雜多變，由于國內建設任務的艱巨繁重，由于缺乏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現成經驗，使黨在探索過程中難以避免曲折。這一時期的失誤及其深刻教訓，對黨以后的工作也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總之，我國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十年工作中的主導方面。

???v7??p)??e?紅四、紅二方面軍終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間先后同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將臺堡(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會師，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一部二萬多人奉中革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中央決定稱西路軍。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將士，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浴血奮戰四個月，殲敵兩萬余人，但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慘烈地失敗。
    在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長江南北的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項英、陳毅等的領導下，獨立地堅持了三年之久的極端艱苦的游擊戰爭。他們在同中央失去聯系并被敵人分割封鎖的條件下，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陣地。留下堅持斗爭的翟秋白、何叔衡等許多人壯烈犧牲。

這一時期，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武裝，在楊靖宇等的領導下，堅持艱苦的游擊戰爭，后來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的基本力量。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紅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長征后保存下來的紅軍人數雖然不多，但這是黨的極為寶貴的精華，構成以后領導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骨干。紅軍在長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長征中紅軍所表現出來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斗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前進的巨大動力。正當抗日烽火即將在中華大地上燃起的時候，三支主力紅軍在接近抗日前線的陜甘地區勝利會師，其重大歷史意義是不可估量的。
    五、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在中共中央率領紅軍北上到達陜甘地區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國民黨統治者的不抵抗主義，加緊對華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戰云密布，整個華北危在旦夕。面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先后爆發學生運動。各地工人在全國總工會的號召下，紛紛舉行罷工，支援學生斗爭。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愛國人士、愛國團體也紛紛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爭迅速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
　　這些情況表明，中國已處在政治大變動的前夜。把各種要求抗日的力量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御外敵，這一使命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在此之前，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通常被稱為“八一宣言”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不久公開發表。
　　 中共中央結束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軍事戰略問題、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問題。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后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瓦窯堡會議是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全民族抗戰興起過程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表明黨已經克服“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不失時機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表明黨在繼遵義會議著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和組織問題之后，開始努力解決政治路線問題；表明黨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瓦窯堡會議結束后，黨采取切實措施，推進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劉少奇到華北重建和加強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各地黨組織，打開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后派人到上海，與那里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系，并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與此同時，黨對駐扎在西北地區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已停止敵對行動。
　　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對日本的態度，在華北事變后也發生了變化。據此，中共中央通過多種渠道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并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倡導國共兩黨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明確提出黨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這是黨根據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國內階級關系變化的實際狀況而作出的一個重大政策變化。
　　 但是，蔣介石仍準備對陜北根據地發動新的“會剿”。他于12月4日到達西安后，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開赴陜北前線“剿共”。在這種情況下，張、楊決定發動“兵諫”。12月12日凌晨，東北軍一部以迅速行動包圍臨潼華清池，扣押了蔣介石。同時，第十七路軍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蔣介石到西安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張、楊并向全國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通電。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中國共產黨在事變前沒有與聞此事。事變一發生，張學良立刻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中共中央經過認真研究，派遣周恩來于12月17日到達西安。在弄清情況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等六項承諾。
　　西安事變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漸次成熟的時候，起了促成這個合作的作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自此以后，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黨關系開始改善。
　　為了促進國共合作的實現，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國民黨將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愿意實行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這四項保證是對國民黨的重大讓步。這種讓步是有原則的，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也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兩大政黨和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這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引起巨大反響，并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贊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此后，延安成為指引中國革命方向、照耀中華民族前程的紅星。
　　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系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大力加強黨自身的思想理論建設和政治建設。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蘇區代表會議，批準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接著，又召開黨的白區代表會議。7月和8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授哲學(其中的兩個部分后經修改，以《實踐論》、《矛盾論》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法的高度，著重揭露和批判了長期存在于黨內的主觀主義錯誤。這些都為迎接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準備。
　　中國共產黨先后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同國民黨領導人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舉行多次談判。盡管局勢發展還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內戰的大勢已經出現，國共兩黨的高層談判已經開始。歷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轉地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
　　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前夕的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黨曾兩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常人難以想象的險惡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人不屈不撓，埋頭苦干，度過最黑暗的時刻，奇跡般地開創出新的局面。這十年的歷史證明:那種理論脫離實際，照搬照抄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或由一個遠離中國的國際指揮中心來指揮中國革命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這十年中，黨在指導思想上雖然幾度犯過“左”的錯誤，但終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汲取教訓，實行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實現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把中國革命推向了新的階段。